初唐時，唐太宗酷愛王右軍書法，甚至親為作傳，傳中極力讚揚王右軍書為「盡善盡美」。以其帝王之尊推崇至此，再加上唐朝以書取士的考選制度推波助瀾下，朝野披靡，臣民莫不風從附和，故而開啟了「崇王尚法」的初唐書法面貌。

這股規範力量直到盛唐張旭（675～750）的出現，假其顛逸之姿，方能突破當時書法風格上的牢籠。張旭書學張芝、王獻之，書風顛逸放肆，性嗜酒，與李白、賀知章等人號稱「飲中八仙」，杜甫有詩讚云：「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煙。」既有了張旭為前導，懷素則是繼張旭之後的後起之秀。

懷素字藏真，俗姓錢，永州零陵（今湖南零陵）人，自幼出家，經禪之暇，熱中書法。其楷書初學歐體，幾以假亂真，時人莫辨，鄉人頌為「大錢師小錢」，之後，受教於張旭的學生鄔彤。寶應初年（762）離開家鄉出遊，先下廣州向徐浩請益書法，再入長安，並於大曆7年（772）於洛陽偶逢顏真卿，且與顏真卿有過一段關於書學的討論。根據陸羽〈僧懷素傳〉的記載，可知顏魯公提出「屋漏痕」的用筆之法，啟發了懷素對草書用筆的掌握，而有了「壁拆之路」的體悟。

懷素不僅在書法上自得之，更於萬緣自得之。陸羽〈僧懷素傳〉云：「懷素粗放不拘細行，萬緣皆為心自得之。於是，飲酒以養性，草書以暢志，時酒酣興發，遇寺壁、里牆、衣裳、器皿靡不書之。」自得後的解放，方能自由適性地馳騁，正如御史竇冀云：「粉壁長廊數十間，興來小豁胸中氣，忽然絕叫三五聲，滿壁縱橫千萬字。」懷素如此磅礡縱橫、自由奔放的形象，已然深植人心，因之後世將懷素與張旭並稱為「顛張狂素」。

歷來學界對現存繫於懷素名下的5件墨跡作品中，除了〈苦筍帖〉取得較為一致的看法之外，對於其他四帖至今仍見解各異。以下將分別介紹此五帖的基本資料及風格，並根據前人研究的基礎，試為其作出斷代。

〈苦筍帖〉，絹本，2行14字，縱25.1厘米，橫12厘米，釋文為：「苦筍及茗異常佳，乃可逕來，懷素上。」帖前有乾隆題簽和「醉僧逸翰」引首，帖後有南宋米友仁、聶子述、明人項元汴、清人李佐賢等題跋，南宋時曾入內府，歷經元歐陽玄、明項元汴、清安岐等收藏，乾隆時入清宮，後又為恭親王、溥儒、周湘雲等人收藏。此帖後有米友仁的跋寫道：「右懷素書苦筍帖，米友仁鑑定真跡，恭跋。」近代學者亦多與米氏有相同看法，徐邦達更以此帖為懷素傳世唯一的真跡。

此帖僅兩行，行氣皆作上疏下密的安排，而最為特殊之處則在於點劃線條間所存在的對比性差異，例如「及」字的3個筆劃，其線條質感各自不同。又因為此種線條的對比性差異，加上點劃的屈伸增減與疏密的強調，使得結字具有空間感與方向感，如「勁」字，具有一扭轉打結的空間感。此種特質也打破了晉唐以來結字均勻、對稱、方正的基本原則，同時也影響了字與字之間的組成方式，形成了左右搖盪的行氣。

傳懷素《食魚帖》。（圖／陳原）〈食魚帖〉，紙本，縱29厘米，橫51.5厘米，共八行草書。釋文為：「老僧在長沙食魚，及來長安城中，尋食肉，又為常流所笑，深為不便。故久病不能多書，實疏還報。諸君欲興善之會，當得扶贏也，□日懷素藏真白。」此帖是件流傳有緒的作品，帖前有米漢雯題「翰珍」引首二字，前隔水上有明項元汴書「唐懷素草書食魚帖」小字題簽，帖後原有元代張晏、趙孟頫二人題跋，被剪配入〈論書帖〉後，今僅存宋人吳、何元英題跋；帖上鈐有宋人「希」字半印、元代「喬簣成印」、「趙子昂氏」、「張氏蓬山私藏」、「張晏私印」、「句曲外史」等印，及明代項元汴諸印。此帖曾為宋代吳、元代喬簣成、張晏、明代項元汴、清代陳三省、何元英等遞藏，後在文革時抄家沒入青島市博物館，經退賠後，現為私人收藏。

此帖線條圓勁，墨色濃黑，點劃間仍存在著對比性差異，只是相較於〈苦筍帖〉而言，對比性較小。結字方面仍具空間感與方向感。再由此帖第1、2、4行來看，其行氣亦見搖曳之狀。以上特徵皆與〈苦筍帖〉合。

論者或以為此帖結字有雷同之處，如兩「長」字與兩「多」字，而「來」字又稍嫌局促，筆者也以為此帖第5行第4字以後，點劃稍嫌流滑而少意蘊。然而，正如帖中所云「久病不能多書」的緣由，導致書寫時意緒不佳，力不從心，因而造成了上述缺陷，這也說明了此件尺牘的真實性。由前4行的精采書法看來，不可否認，此帖與〈苦筍帖〉存在著風格上的相似性，或正如徐邦達所說此帖乃是懷素作品的古摹本。

傳懷素《自敘帖》，台北故宮藏。（圖／陳原）〈自敘帖〉，紙本，縱28.3厘米，橫755厘米，共126行，698字，內容是自敘其書學經歷及當時名公士大夫讚揚其書法的詩文。〈自敘帖〉在南宋紹興年間，同時有3個本子流傳；一為蜀中石陽休家藏本，一為憑當世藏本，一為蘇舜欽藏本。蘇本前6行糜爛破損，蘇舜欽曾加以補完，舊傳曾有米芾、薛道祖、劉巨濟諸人於元祐5年（1090）的題跋，並曾於南宋淳熙年間（1174～1189）摹刻上石，摹刻本今已失傳，現存最早的刻本乃是明代文徵明與章簡甫合作刻成的水鏡堂本。

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墨跡本，帖前有明代李東陽篆書「藏真自序」四字引首，帖末有宋蘇耆、李建中觀款，帖後有宋人杜衍、蔣之奇、蘇轍、蔣璨、曾紆、徐之行、趙令畤、明人吳寬、李東陽、清人高士奇等題跋，另有墨拓之文徵明跋語及文彭釋文。此帖自入南唐內府以來，幾經歷代藏家收藏，是件流傳有緒的作品。

此帖的基本特徵與〈食魚帖〉合，但仍存在著兩點差異，因而衍生出斷代上的問題，此兩點差異一是線條圓轉繚繞的結字及其搖曳連綿而下的行氣，二是線條的質感。關於第一點，此種結字與行氣的特徵，可在宋代元祐8年（1093）由安宜之摹勒、安岐鐫刻的懷素〈律公帖〉中見到相似的表現。然而，由於〈律公帖〉為一刻本，線條的質感無法經由刻本表現出來，因此無法對此兩帖作進一步的比對。關於第二點差異，向來是個棘手的問題，〈自敘帖〉的線條－－尤其是那些枯筆、渴筆的線條，多數學者認為若放在唐代現存的墨本書跡中，似乎顯得異常的孤立；然而，在顏真卿的〈祭姪文稿〉中卻可找到與〈自敘帖〉線條特質極為相近的字，如第3行的「使持節」及最後一行的「久客鳴」等。儘管顏真卿的筆性與懷素不同，但這些相似的線條卻透露出相同「時代性」的訊息。經由以上兩點比對，應可將〈自敘帖〉的風格納入中唐時期。

〈論書帖〉，無款，紙本，縱28.6厘米，橫40.5厘米。釋文為：「為其山不高，地亦無靈。為其泉不深，水亦不清。為其書不精，亦無令名。後來足可深戒。藏真自風廢，近來已四歲。近蒙減薄，今亦為其顛逸，全勝往年所。顛形詭異，不知從何而來，常不自知耳。昨奉二謝書問，知山中是有也。」此帖北宋時入藏宣和內府，卷前宋徽宗曾御書金簽「唐僧懷素行書論書帖」（今佚），後經賈似道、項元汴、高士奇、高岱、顧復、安岐等遞藏，清乾隆入內府，現藏遼寧省博物館。帖後有乾隆行書釋文，及張晏、趙孟頫、項元汴等人題跋。惟據徐邦達及穆棣二人考證，張晏及趙孟頫二跋乃從〈食魚帖〉卷剪配而來。

以書法來論，反對此卷為懷素真跡的學者以為其「用筆軟熟稚嫩，水平較低，上下牽絲處又極勉強而不自然。」贊成其為真跡的學者以為「因考帖中有『藏真自風廢，近來已四歲』一語，似非中、早年應患之疾，且運筆的凝重沉著，亦非老手能到此境地。」兩造論點歧異如此。對於書風與〈苦筍帖〉頗為接近的〈律公帖〉，米芾在〈書史〉中曾提及其為懷素老筆，既然〈論書帖〉與〈律公帖〉都是老手老筆，因而兩帖書寫時間應相當接近，然而書風卻迥異如此，此為其可疑之處。何況此帖有云：「近蒙減薄，今亦為其顛逸，全勝往年所。」既然懷素於此自言病痛稍減，且所書之作顛逸更勝以往，但觀此帖並無顛逸之狀，故絕非懷素本人親筆；然而此卷保存了完整的宣和裝，確為北宋內府舊藏，因之，其書寫時間最晚不過宣和以前。

〈小草千字文〉，絹本，縱28.6厘米，橫278.6厘米。此帖前有文嘉、宋犖、畢秋帆、六舟僧達受等題簽，帖後有文徵明、文嘉、王文治、六舟、何紹基、阮元、耆英、于右任等題跋。此帖曾為明代文徵明、清末六舟收藏，後歸上海徐小圃，現為林柏壽蘭千山館藏，已寄存於台北故宮。此作為小草墨跡，共84行，1045字，因末署款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」，故又稱「小字貞元本」。明嘉靖年間文徵明刻入〈停雲館帖〉，清乾隆54年畢沅刻入〈經訓堂帖〉，六舟亦刻一本，卷末刻有「大曆三年」署款，即「小字大曆本」。

此帖的線條以折帶方式作為基本型態，走筆富韻律，且筆劃行進間不作提按的換向動作，藉助行筆速度的快慢與力量的輕重，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線條質感效果。它並不存在著如同〈苦筍帖〉中線條對比性的差異，而是在一定的線條質感下表現出輕重疾徐的效果，而此效果正是它所強調的變化因子。它的結字基本上以王羲之〈十七帖〉及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中草字結字為原則加以變化，在線條的多樣性下，力求結字的穩定；它的行氣，基本上是單字獨立，偶有牽帶連寫的字，此點亦與〈十七帖〉雷同，除了少數幾行有歪斜的傾向外，大體以直行為基調，它的行距較寬，此點符合宋人的章法習慣。

帖中點劃、結字有雜染其他名家書風的狀況，如懷素、黃山谷，從中可以看出偽作的意圖，且此帖在第三紙以後以秀媚的字居多，已漸漸流露出書寫者自家的面貌。

依此帖線條較為流美的性質來看，它偏向王右軍風格而離〈苦筍帖〉及〈食魚帖〉較遠，可以判定此帖系出右軍一路，而非懷素風格；此帖既然系出右軍，則它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面貌，先前必然有其書史發展的一段歷程。若觀北宋如米芾〈元日帖〉、〈吾友帖〉，或薛紹彭〈大年帖〉、〈雲頂山詩帖〉、〈致伯充太尉尺牘〉等作，其均在右軍的書法根柢下，用筆更趨率意，線條表現的可能性也增加了，也唯有這些率意的線條被開發到相當程度之後，此帖的「折帶」線條被「原則性地運用」方為可能。相較於米芾及薛紹彭，〈小草千字文〉的折帶性線條顯得被有意識而熟練地運用，因而，此帖最早不逾南北宋之交，最晚亦不出南宋末年。

【典藏古美術十一月號】